1973年的北京，人未到，电话先至。周恩来总理从繁忙政务中抽出时间，托人带话远在纽约的王玉龄，说欢迎她“有机会回家看看”。一句“回家”，横跨二十五年的海峡与风浪，也悄悄拉开了张灵甫一家人命运转折的新一幕。

如果把这家三代人的经历摊开，会发现一条很清晰的时间线：1920年代的旧中国军校青年，1940年代的战场与寡妇，1950年代的台湾小楼与美国夜校，1990年代的上海商界与公益活动，再到21世纪的家族延续。表面看，是离散与归来；往深里看，则是血脉对“根”的执拗，以及几代人性格里那股不肯服输的劲儿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条线的起点，落在1945年的上海。

一、从金门饭店到孟良崮：一场婚礼，一场覆灭

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，上海的气氛依旧迷离，外滩灯火通明，各色军政要员出入饭店、舞厅。就在这一年，时年39岁的张灵甫，在上海金门饭店迎娶了年仅14岁的新娘——湖南王家独女王玉龄，两人年龄相差25岁。

王家在长沙有一定社会地位，王玉龄的姨夫，是当时国民党军中名将孙立人。出身、年龄、性格，双方差别极大，但在那个时代，联姻并不稀奇。婚礼办得体面而热闹，照片里，新郎军装笔挺，新娘略显青涩，却能看出是个有主见的女孩。

同年，张灵甫职务上又迈了一步，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整编74师师长。这支部队号称“王牌中的王牌”，装备精良，战斗力强，在抗战后期名声不小。军中同僚对他印象复杂：一方面，是敢打能打的猛将；另一方面，脾气暴烈，行事强势，引来不少争议。

1947年3月9日，南京的春寒还未退尽。二条巷焦园一号的花园别墅内，王玉龄在阵痛中咬紧牙关，一个男婴诞生了。孩子取名“道宇”，寄望胸怀广阔，行有正道。那时的她，大概怎么也想不到，刚出生两个月，这个家就会翻天覆地。

1947年5月，华东战场局势急转直下。华野几十万大军在山东孟良崮地区设下合围，整编74师被孤立在山地之中。激战数日，74师全军覆没，张灵甫在战斗中被击毙，终年41岁。这一战，在解放战争史上有明确记载，军史中常被提及。

消息传到后方并不算快。直到数月后，王玉龄才从辗转的消息里确认丈夫已死。她常提起，那段时间几乎是靠着幼子的一声声啼哭，才强迫自己从崩溃边缘往回爬。孩子才几个月大，眼睛却和照片上的张灵甫有几分相似，这种相似，既是安慰，又像一根隐隐作痛的刺。

不久，国民党内部开始大规模向台湾转移。作为军中所谓“烈属”，王玉龄被反复劝说：“不走会有严重后果。”电话一遍遍打来，言辞越来越急。她后来回忆：“那时候，大家都在收拾箱子，东家往台湾跑，西家往香港跑，也有人想往更远的地方躲。我们孤儿寡母加一个白发老娘，能去哪呢？”

1948年年底，这位年仅17岁的遗孀，抱着一岁多的儿子张道宇，扶着母亲罗希韫，登上前往台湾的船。离开时，她对“台湾”三个字其实没有真实概念，只是清楚一点——这是当局指定的去处。

二、“每天一个咸鸭蛋”：台湾小楼与美国夜校

很多人想象中，烈士家属应该待遇不错。事实并不这么简单。

到台湾后，王玉龄很快意识到生活远不如想象中那般“优待”。以她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，每月按规定能领到几十斤米、几十斤油，手续繁琐，还要自己跑腿。对于三个口人的家庭，这点补助远远不够。情面上说是“照顾”，落到实处，多半就是勉强糊口。

她性格很倔，一句“从来没有向别人借过一块钱”，是发自肺腑的自尊。有人看她辛苦，帮忙介绍去一个带点特工性质的机关做事，报酬微薄，还不够她坐三轮车上下班的费用，她想了想，拒绝了。那时的她，一边带孩子，一边要扛起家中的实际负担，精神压力极大。

还有件事，让她多年后想起来仍觉得“心被拧住”。每年5月16日，台湾方面都会为张灵甫举行追悼会，遗属必须到场。会场上，旧部、军政要员、媒体环绕，话语中多是歌颂、悼念。可对她来说，每一次都是把刚结痂的伤口重新撕开。她后来直言：“年年如此，心灵刚刚平静，又被搅得支离破碎。”

在这种长期的精神消耗和现实生活的压力夹击下，王玉龄做了一个大胆决定。1952年，在姨夫孙立人当时的私人帮助下，她办好前往美国的护照。此时，她只有二十一岁，却已经是守寡五年的年轻母亲。她把六岁的儿子张道宇交给外婆照顾，自己只身去了美国。

离别那天，张道宇还小，开云app在线体育官网只记得外婆紧紧抓着自己的手。有人问他：“想不想妈妈？”他愣了愣，点了点头，却不知道这一别，就要等六年。

在台湾小楼里，外婆带着外孙过起了节俭到近乎清苦的日子。“每天的菜就是一个咸鸭蛋”，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，实际上把生活的窘迫说得很明白。那是1950年代的台湾，物资并非极端匮乏，但普通人家想吃好一点，也需精打细算，更何况一位带孙女的老人。

另一边，在美国的王玉龄也并不轻松。早晨去上班，做的是最基础的工作；下午、晚上上课，主攻财会专业。她要靠自己的双手支付学费、房租、生活费，还要攒下一点钱，定时寄回台湾给儿子和母亲。那几年，她几乎没有所谓“青春娱乐”，日子被班车、教室、账本和水电费账单一块块切割得干干净净。

功夫终究没白费。1957年，她从纽约大学财会专业毕业，算是稳稳站住了脚跟。之后，她先在罗斯福医院任会计，又进入五星级饭店，最后进入美国航空公司，从基层做起，一直干到退休，前前后后在这一家公司工作了21年。

钱慢慢多起来，心里的牵挂却只增不减。儿子从六岁到十二岁，整整六年，她只靠信件与外婆传话。1950年代交通不便，往返机票价格不低，对刚毕业的华人女性来说，负担不小。直到儿子十二岁，她才终于把他接到了美国。

多年后，有人问张道宇：“见到母亲是什么感觉？”他笑了笑，说：“有点陌生，又有点亲。”这句听上去矛盾的话，大概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。

团聚后，母子生活渐渐步入正轨。少年张道宇在美国长身体，身高一下窜到了一米八三，在校园里十分显眼。王玉龄倒觉得还算“正常”，直到有一天，她随口提起：“你爸爸当年有一米八七，可高了。”儿子这才意识到，自己的身高在家里也算“中等”。

在美国期间，张道宇遇见了改变他命运的另一位女性——国民党陆军中将方先觉的女儿方晓梅。方先觉因衡阳保卫战而为人熟知，在军界名声颇大。这门婚事，颇有点两家旧军人之后在海外再度联姻的意味。两人结婚后生下一子，取名张允泽，家族血脉延续下来。

成年后，张道宇并未留在美国发展，而是在台湾注册公司，做起进出口贸易。多年来奔走于台湾、东南亚及美洲，往来港口和机场是家常便饭。经商这条路，和父亲当年握枪上战场完全不同，但性格中的果断和狠劲似乎还是遗传到了，只是换了一个领域发挥。

三、“那里才是我们的根”：回到上海，开云回到长沙

人到中年后，很多事情会慢慢“往回看”。张道宇四处跑生意、接触不同圈层，心里对“大陆”这两个字的感觉，一点点变了味。早年，他听到的更多是片面叙述和各种立场之言，真正有机会接触具体的人和事，是后来的事情。

有一次，他对母亲王玉龄说：“那里才是我们的根。”这句看似简单的话，其实在两代人的心里都扎得很深。王玉龄没说什么大道理，只是叹了口气：“离开的时候太匆忙，说不清楚。”她当然盼着有一天能回去，只是这个念头在胸口压了太久。

1948年秋天，她离开南京时，亲眼看到一批批官员家属收拾东西，柜子搬不动的就卖，钢琴带不走的就送。有人托关系搞船票，有人打听香港消息。溪口的电话一次比一次急，告诉她“再不走就来不及了”，还点出“后果”。年轻寡妇带着老母幼子，几乎没有选择余地。那时，她连台湾的模样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必须登船。

时间一晃来到1973年。远在纽约的王玉龄，在当地华人圈子里已经很活跃，先后连任两届美国华美协会会长，算是颇有影响力的社区领袖。这一年，她突然收到来自北京的邀请——周恩来总理希望她有机会回大陆看看。这则邀请，对她来说有点猝不及防。

她后来回忆，那一晚，几乎整夜未眠。二十五年过去，护照上的地址换了好几个，身边的人来了又走，她始终没想过，能有机会以邀请者的身份踏回那片土地。很快，她整理好情绪，踏上了回国的行程。

1973年之后，她与大陆的联系没有中断。有时是探亲，有时是参加相关活动，渐渐地，从“访客”变成半个“主人”。长沙老家的消息也一个个传来，老邻居变老了，老房子旧了，但熟悉的地名和口音，都让她心里发酸却又踏实。

1995年，已在商界打拼多年的张道宇，在母亲支持下，先一步回到上海投资。选在上海，一方面是考虑到经济环境和开放程度，另一方面，也隐约带着一点“父母婚礼在上海”的情感因素。多年飘在外头，他在上海安了家，第一次有了“落脚”的感觉。

1997年，王玉龄做出一个重要决定：带着年迈的母亲罗希韫，从美国回到故乡长沙定居。这一年，她已经七十多岁。很多远在美国的朋友劝她：“这把年纪了，何必折腾？”她只是淡淡答一句：“想回家了。”

回到长沙后，她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陪伴母亲上。两代人坐在老屋里，说的多是过去的事：长沙的雨，南京的冬，上海的婚礼，台湾的小屋。母亲罗希韫晚年身体还算硬朗，最终在2003年于长沙去世，享年101岁。这个活了一世纪的老人，见证了女儿年轻守寡、漂泊海外、白发归乡的一生流转。

罗希韫去世两年后，2005年，王玉龄又做了一个小小迁徙——从长沙搬到上海，与儿子一家团聚。对她而言，这象征一件事：这一家人兜兜转转近六十年，终于又在曾经举办婚礼的城市落了根。

那时，张道宇在上海的生意已经做得有模有样。进出口贸易公司经营得当，产品在国内铺开，还出口欧美。他在商界打拼多年，见惯了各种场合的明争暗斗，却依旧坚持一个简单想法：生意是生意，做人要有底线。这点，大概多少继承了军人父辈的那点“轴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事业走上坡路的同时，他开始投入一件与商业无关的事——关爱抗战老兵。他主动联系志愿者团体，常常走訪老兵，带去物资和慰问，还拉上张自忠将军的孙子张纪祖一起参加相关公益活动。他对人说得很直接：“这些老兵，当年拼命打仗，不能在他们老了的时候，让他们觉得被忘了。”

四、张家的三代面孔：从照片到墓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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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，上海浦东玫瑰墓园多了一座衣冠冢。墓碑主人，名叫张灵甫。遗体不在此地，但对王玉龄来说，这座墓足够让她有一个“话说的地方”。她亲自拟了墓碑上的一段话：

“当年有幸识夫君，没世难忘恩爱情。四七硝烟伤永诀，凄凄往事怯重温。”

短短几句，把她年轻时的相识、战火中的生死诀别、以及之后几十年不再婚嫁的坚守都写在里面。字不多，分量却很重。有人问她：“这么多年都没再嫁，会不会后悔？”她摇头，说：“不后悔，只是有点累。”

此时的家庭结构，已经是三代同堂的格局。张道宇在上海忙碌经营，母亲王玉龄在旁略加扶持，更多时间则是在接受访谈，讲述当年与张灵甫相识、相守、相别的细节。相关访谈后来见诸于《江淮文史》、《百年潮》等刊物，也散见于一些报道，成为研究那一段历史时绕不过去的个人史料。

到了2006年前后，家中的“第四代”张允泽也逐渐长大。可能是隔代遗传的缘故，亲戚朋友一见他，几乎都会冒出一句：“这孩子，怎么这么像你爷爷？”五官轮廓、眼神甚至走路姿势，都隐约有张灵甫的影子。

身高方面，张家也是一门“高个子”。张灵甫大约1米87左右，儿子张道宇1米83，到了张允泽一代，是1米81。有人拿这个开玩笑，他自己也调侃：“爷爷将近1米9，爸爸1米87，我1米83，我儿子1米81，这是越传越矮的节奏啊？”一句玩笑，倒显得这个大家族里难得有点轻松气氛。

不过，令很多人意外的是，张允泽的职业选择跟祖辈也扯上了关系。他走上演艺道路，做演员、模特，在镜头前展示自己。后来，在江西拍摄的电视剧《决战上高》中，他居然被导演选中，扮演自己的亲祖父——张灵甫。

这件事，从某种角度看有些“循环”的意味。战场上的将军，变成荧幕上的角色，而演绎他的人，是他的亲孙子。这种跨越时间的重合感，使得这个角色多了几分特殊性。拍摄现场，有人好奇地问：“演自己的爷爷，什么感觉？”张允泽略微一顿，说：“像在跟一个只在照片里见过的人，真正聊了一次天。”

与此同时，王玉龄一边看着儿孙成家立业，一边把余下的时间大多用在为亡夫奔走、接受采访、补充史料上。她很清楚，围绕张灵甫，有不少争议与不同评价，她不刻意去辩，只是尽可能把自己所知的细节说清楚，让后人有更多材料作判断。

2021年10月9日，94岁的王玉龄在上海家中病逝。生命的最后一段，她没有离开这座城市。这里有儿子的家，有自己亲手为亡夫立的衣冠冢，也有许多媒体、学者曾找上门来的客厅。对于这样一位一生未再婚的遗孀来说，这个落点算是相对完整。

母亲去世后，张道宇做了一件小事：把母亲房间里所有父亲的照片，挪到了自己的房间。一张张老照片，从军校时代到抗战时期，再到整编74师师长时期，构成了一个他从未亲眼见过，却常常在别人话语中出现的父亲形象。有人说他这样做有点“执着”，他笑了笑：“习惯了，家里有他，心里很安定。”

片刻安静之后，他转身又投入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活动。走访、捐助、组织，许多事没有新闻报道，也没有隆重仪式，只是默默做下去。对他来说，这既是一种对父辈那一代抗战军人的敬意，也是对自己这一生曲折经历的一种回应。

回头打量这条从1930年代延续到21世纪的时间线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：战争年代决定了张灵甫的命运，战后的政治格局改变了王玉龄的轨迹，而经济 global 化和改革开放的环境，则给了张道宇和张允泽截然不同的人生舞台。身份、地点、职业都换了，但有些东西没变，比如对“根”的认定，对家族记忆的固执，对战争年代那一代人的一种本能敬意。

这种连续性，恰恰让这家三代人的故事，具有了超出普通家事的历史意味。